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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到生物治蝗，大家往往津津乐道于鸡鸭吃蝗虫等办法。看上去，这种办法既有效又有趣。本来是灾害的飞蝗，却成了天上掉下来的免费蛋白质，正好让鸡鸭吃个够，不但灭了蝗，还发展了养殖业，生产出鸡肉鸭肉，简直让人乐得合不拢嘴。不过，这种办法的作用其实很有限，不足以成为灭蝗的“主力”武器。在现实中，用鸡鸭吃蝗虫确实曾经有过，但只能用于不太严重的蝗灾，或者作为辅助办法。其中原因也很简单。调集、运输大量鸡鸭，要依赖卡车、道路等交通设施。蝗灾往往爆发在贫困落后地区，交通设施当然也很不足。而且，鸡鸭都是活物，不像机器那么易于操纵。鸡鸭能吃的，主要是在地面爬行的蝗蝻，已经飞起来的飞蝗，鸡鸭想吃也费劲。指望鸡鸭来对抗大规模的蝗灾，并不可行。虽然鸡鸭这种生物治蝗用处不太大，但说到生物治蝗，早有更厉害的办法。在这方面中国科学家成果累累。而且其中包含很多有趣的内容。今天，就来说说这个。
马世骏等新中国第一批治蝗专家，通过整治蝗区的水体条件，给蝗灾来了个釜底抽薪。经过他们的努力之后，蝗灾在中国农耕地区已经很少见了。传统农耕区的蝗灾被解决了以后，牧区的草原蝗灾就成为突出的待解问题。2003年，草原蝗灾特别严重，受害草场面积达到3.2亿亩。大量蝗虫还飞到了二连浩特市区，大雨一般从天而降。施放大量药剂后，总算是消灭了这些蝗虫。街上堆积如山的蝗虫尸体，让人触目惊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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草原飞蝗的繁殖方式和农耕区的飞蝗不同，不能直接挪用洪泽湖、微山湖等地区的治蝗方法。更麻烦的是，草原的生态环境要脆弱得多。施放化学药剂，后果严重，不但会同时杀灭大量鸟类和其他益虫，还会破坏草原土壤，影响牧区产出的牛羊肉品质——杀虫毒药的有害成分会通过牧草在牛羊体内累积。
所以，马世骏等科学家早就提出，应对草原飞蝗，要更多地采用环境影响小的办法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微生物治蝗。
可以用来治蝗的微生物，主要包括动物类的蝗虫微孢子虫，真菌类的绿僵菌、白僵菌，病毒类的蝗虫痘病毒等。其中绿僵菌是比较突出的一种。
绿僵菌生物农药不是中国科学家发明的，在1996年引进到国内。引进后，中国科学家做了很多研究，大幅提升了毒力，大幅降低了生产成本，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和使用上取得了突破。
绿僵菌 | 图片来源：互联网
从蝗虫的角度来看，这个绿僵菌实在太可怕了。绿僵菌是一种真菌，会粘在蝗虫外壳上，然后刺入蝗虫体内生长繁殖，并分泌毒素，蝗虫就会一命呜呼。这还不算完，被弄死的蝗虫会变成“僵虫”，也就是蝗虫的僵尸。这种僵虫体内存有大量绿僵菌的孢子。僵虫长期留在土壤里，成为传染源，不断把真菌传染给其他蝗虫，持续发挥效力。一次施药，控制蝗虫的效果可以长达五年。在这个过程中，蚂蚁、老鼠等动物都成为残害蝗虫的“帮凶”，会帮着真菌繁殖和传播，感染更多的蝗虫。而且，绿僵菌对蝗虫是“精确轰炸”“定点清除”，对其他昆虫的影响很小，对鸟类、哺乳动物和人则完全无害。目前，我国已经掌握了生产绿僵菌生物农药的生产工艺和技术，并且水平位居世界前列。中国生物防治蝗虫的国内标准，已经成为国际标准。在生物防治的信息化、自动化方面，中国的领先优势更加明显。在治蝗技术方面，其他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也很先进，但他们没有中国这种健全的基层机构组织。中国的蝗虫防治组织非常发达，基层有大量的植保站、防蝗站，在蝗虫信息采集、精准施药等方面都很到位。未来，随着5G等信息技术的推广，中国蝗虫治理将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。
马世骏等科学家研发的国土综合整治消除蝗灾，可以算作是治蝗1.0。绿僵菌等生物防治法，可以算作是治蝗2.0。现在，中国科学家已经进入治蝗3.0。3.0时代的特征是基因组合技术，领军人物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康乐。在3.0时代，除了治蝗技术更上一层楼以外，更重要的是，研究蝗虫的目的，不再局限于防灾减灾。新一代的中国科学家，视野非常宽广，把对昆虫的研究和政治、社会甚至哲学研究融为一体。在“我国是怎样战胜蝗灾的”那篇文章中，我介绍了蝗虫的型变。简单来说就是，散居的蝗虫和群居的蝗虫，外观差距很大，看上去简直是不同的物种。其实，这是同一种物种的两种形态。蝗虫型变和大量集聚，是蝗灾发生的直接原因。蝗灾就是蝗虫集聚群居的结果。没有型变，没有集聚，也就没有蝗灾。分散的蝗虫，就是小蚱蜢，在草丛中蹦蹦跳跳的，没什么害处。只有大量蝗虫聚集到一起，发生型变，才会成灾。因此，研究清楚蝗虫的型变，就特别重要。型变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外形的变化那么大？是什么变化引起的？型变需要什么条件？怎样才能阻止型变发生等问题，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。国际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长期没有大的突破。大的突破正是康乐院士率领的团队做出来的。他们发现，蝗虫的型变，主要是多巴胺造成的。
康乐院士 | 图片来源：互联网
多巴胺是生物体内的一种化学物质，可以调控行为和情感。病人发生休克，可以给他直接往心脏上注射多巴胺。相反，对狂躁型精神病人等，可以注射多巴胺抑制剂，让他们恢复平静。蝗虫正是因为体内的多巴胺发生了变化，才会出现型变和群聚。有趣的是，这个研究实际上揭示了很多动物群聚的生物学原因——包括人。人群聚集闹事时，群体中的人往往也是体内多巴胺增加，外在表现就是面红耳赤、情绪亢奋、动作夸张、不可理喻。聚集的人群往往很危险，会做出单个人不敢干的事，造成特别大的危害。以往，对这些现象的分析，往往从政治、社会、心理等角度入手。比如广泛流传的《乌合之众》等书。康乐院士对蝗虫型变的研究，开创了对人类群体行为的生物学分析。让人尴尬的是，从生物学的角度看，在这些方面，人类和蝗虫的规律高度近似。
处理公共事件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面对聚集起来越来越暴躁的人群，快速有效的办法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耐心解释增加信息透明度什么的，而是驱散。派出警察分割人群，把人们赶走，或者用高压水车等工具把人群打散，总是就是要尽快消除“人群聚集”这个现象。即使摆事实讲道理，也不能直接面对暴躁激动的人群，而要让他们选出代表，把代表从人群中分离出来，单独谈。离开人群的代表，会很快恢复冷静，重新成为可以沟通和讲道理的正常人。研究发现，把群居型的蝗虫拆散，让它们彼此分离，4个小时后，蝗虫就从暴躁凶恶的群居型转变为人畜无害的散居型。而把散居型的蝗虫组合起来，经过32小时后，它们才会变成群居型。看来，把人群聚集起来，成为暴躁的群体，其实也没那么容易，需要较长的时间“酝酿”和“逐渐升级”。无论是防治蝗灾，还是保卫社会，人们都有足够充裕的时间和机会。从生物学的角度入手，会对很多人类行为规律有全新的认识。这些认识往往和政治学、社会学、哲学等学科的结论不谋而合。比如，蝗虫群居就会成灾，但这也说明，聚集起来以后，物种的生命力、竞争力会大大增强。而且，物种内部的交流、沟通会大大强化。对昆虫来说，群居型的个体，雌雄配对非常容易，种群繁衍力很强。散居型的个体，则需要好几天才能互相熟悉。这也解释了人类的社会性为什么会越来越强，以及为什么整合程度越高的社会，竞争力、生存力越强。对蝗虫来说，群居散居的转变伴随着明显的型变，对人类来说，与他人保持密切联系和离群素居，其实也有生理上的差异。很多代谢类的疾病，很可能就与此有关。群体中的人，更容易乐观积极。长期独处的人，往往会忧郁感伤。这是不是也是一种“型变”呢？目前，对这些现象，基本都是从心理、社会的角度做出分析。今后，如果能通过研究蝗虫提出生物学方面的解释，很可能会找到更有效、更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。比如，对个人的情绪问题，除了心理疏导以外，是不是能在生理上找到解决办法呢？再有，对那些慢性病、代谢病，是不是能找到全新的治疗办法呢？蝗虫对于人类社会，很可能会像果蝇对遗传学那样，发挥重要作用。曾经的害虫，正在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目标。从对蝗灾束手无策，到找到有针对性的办法基本消灭蝗灾，再到大大扩展对蝗虫的研究，微观层面延伸到基因，宏观层面则融合了对社会的研究。人类知识的进步，才是宇宙中最壮观最迷人的景象。
陈应松：《飞蝗物语》，浙江教育出版社，2019年9月。马建文，韩秀珍：《东亚飞蝗灾害遥感监测机理与方法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04年5月。盖志毅：《草原生态经济系统可持续发展研究》，中国林业出版社，2007年7月。